太湖流域管理局统筹防洪、供水、水生态等多目标需求，精细调度望虞河、太浦河等骨干通道排水，在确保防洪安全前提下，维持太湖及河网区合理水位。浙江省水利厅提前调度温州、台州等地大中型水库、平原河网区泵站等预排水量1.5亿立方米，腾出调蓄空间；聚焦山洪、水库山塘、河网、海塘等重点领域，下发风险提示单，督促各市县抓紧摸排风险、强化防御措施，做到闭环管控。
国家防总副总指挥、水利部部长李国英要求加强监测预报预警，从早从细从实部署防御措施。水利部逐日滚动会商研判台风“丹娜丝”行进路径、发展态势及影响范围，对台风影响区内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作出安排部署；每日以“一省一单”形式发出靶向预警，指导地方水利部门针对性做好防范应对。
受其影响，7月7日至10日江南东部将有一次强降雨过程，其中浙江东部南部、福建东部沿海、江西中部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到大暴雨；浙江钱塘江及支流新安江、金华江、曹娥江及浙南沿海椒江、瓯江、飞云江，福建交溪、鳌江，江西赣江支流袁水、锦江等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山丘区山洪灾害风险较大。
福建省水利厅针对沿海地区水库、在建水利工程等，督促落实安全度汛措施，加强工程巡查防守，要求在建水利工程适时停工，确保工程和人员安全。
上文指出，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昆仑石刻”所在的扎陵湖乡，人口密度是1人/2.8平方公里。该处石刻发现地也像很多野外遗存一样，算是人迹罕至的荒原。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若要把250多万平方公里的青藏高原的野外遗存都调查清楚，恐怕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此外，长安金石学社副社长鲍强撰文提出，关于石刻的刀法问题。所谓“平口凿平凿入刀的技术”，实际是简单实用的刻石方法，在岩石上具有可控性，宽面，又以短点成线，不致冲出。但在刻一个单字时，仍旧有两种操作：同样的扁平削刀，横向用大面，笔画粗而浅；竖向用刃，纤细深刻。这在汉代石刻中常见，对比明清的双刀刻帖，只能算简单实用，并不复杂。若现代人用这样的工具，仍可能为操作稳定而这样刻，不能作为鉴定时代的依据。同样的工具和技术，古人能，今人也能。
四川师范大学国家文化公园研究中心主任李小波认为，从历史地理的角度来看，昆仑山的地望是在不断迁移的。如果从《山海经》《穆天子西游记》《史记》《汉书》等古代文献出发，探寻昆仑山的空间转向，对“昆仑石刻”的辨伪应有所启示。
另一方面，《青藏高原田野调查视角下的“昆仑石刻”》一文谈道，从“昆仑石刻”的刻痕风化特征、刻痕与岩石裂缝的关系来看，首先可以排除近百年内创作的可能性，总体符合距今两千年以上的观察经验。对于石刻造假的猜测，如何在新刻之后模仿长期风化造成的每一笔画上诸多细微的物理性状变化细节？又如何制造出刻痕内部长期风化导致的紧密附着物？具备丰富的青藏高原野外石刻痕迹观察经验、精通这些风化特征的人，全国恐怕也没几个。更遑论发明适合的技术、把风化痕迹假造得天衣无缝了。进一步设想，如果是造假，何不选在没有“地望争议”的昆仑山脉呢？毕竟，昆仑山脉东段就在青海。
石刻近年才被“发现”正常吗？探险家周行康多年实地调查青藏高原岩画，其在文章《青藏高原田野调查视角下的“昆仑石刻”》中指出，他通过高原岩画调查的田野访谈了解到，即使当地人知道附近有岩画，大多也持避讳、疑惧态度，其次则是不当回事。虽然说“昆仑石刻”不是岩画，但对当地人来说是一样的，不会有主动告知外界的意愿。所以说，位于扎陵湖北岸荒原的“昆仑石刻”近年才被学界发现，实在是青藏高原田野调查的常态。
该文称，秦始皇对西部的巡游和山岳崇拜，在司马迁《史记》里记载十分明确。第一次巡游最西到达陇西郡，是秦国版图的西部边界，“导河积石”是重要标志。《史记·封禅书》详细记载了秦始皇重序天下名山的格局。“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于是自崤以东，名山五，大川祠二。曰太室、恒山、泰山、会稽、湘山……自华以西，名山七，名川四。曰华山、薄山、岳山、岐山、吴岳、鸿冢、渎山。”秦始皇大一统的国家标志之山，西部最远到四川的岷山。可见，秦始皇对西部名山的认识与认可，与国家版图一致，与战国末期地理著作《禹贡》确定的长江源岷山、黄河源积石山吻合。所以，“昆仑石刻”所在的位置远远超出秦始皇天下名山的西部边界。
他还提到，“昆仑石刻”整体气息偏弱，细节上用刀不果断，前后不一，冲出时有。与确信的秦小篆和其他战国文字相比，从审美角度看有些不新不旧，细节时有纠结犹豫的感觉。当然，极端环境对石刻过程及最终结果的影响需要评估，就算石刻的艺术性低于既往认知，也不能作为判断真伪的绝对依据。
李小波也提到，当然，从历史的逻辑看，秦始皇向东部泰山、蓬莱等地寻仙问药的事迹，在《史记》中记载很清楚，不排除向西部派人寻仙，或者这批人到达青海境内，因种种原因未能返回传递信息，文献缺乏记载。但是，这仅仅是“大胆假设”，目前的“昆仑石刻”还缺乏说服力，同时，刻字的岩性是判断的关键，高寒地区的冻融等风化作用强烈，风化程度与保存状况是判断真伪的关键。唐代、元代、清代都有派遣专门队伍探寻黄河源头的经历，是否在这一期间留下石刻，值得进一步思考。
周行康回忆，2021年夏天，他去札达县靠近边境的萨让乡和底雅乡调查岩画。根据多年积累的经验，在象泉河谷“新发现”一处规模较大的岩画。跟他一起去找岩画的几名当地人，他们的夏季牧场就在该处。当发现这处岩画时他们都啧啧称奇，因为此前他们根本不知道这里还有这么一片石刻。周行康称，类似情况，他在阿里、那曲、玉树、甘孜、山南等地做岩画调查时都遇到过。比如2018年在羌塘的某个岩画点，他遇到一位考到内地读大学的小伙子，他家的夏季牧场居住点距离附近的岩画不到一公里，他们一家人首次知道那个地方有岩画，是在他小学时。而那处岩画至少已经存在3000年了。
李小波在《“昆仑石刻”位置远超秦的西部边界》一文中写道，秦代对昆仑山地望的认识在哪里？这是判断“昆仑石刻”真伪的重要参照。
在这篇《对“昆仑石刻”的一些疑问》中，鲍强回顾道，石面的情况，依据目前能见到的三四张不同情况下的照片，也不太好做具体判断。我询问过当地居民，得知风雨之后，石面情况就可能有变，这是高原上的特殊情况。此外，石刻位置离水面不远，依当地人意思，石刻可能曾有位于水下或完全被土覆盖的历史，仍需要进一步确认。总之，人们原有的石刻判断经验可能不适用此石刻。
该文最后称，一项新的考古发现，得到学术界和公众的关注，引起争议、辩论，都是好事。期待考古团队和相关科研机构，对昆仑石刻开展更加深入的考察发掘、更加丰富的交叉研究，促进我们更好地了解有关历史。